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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兴庆:实现国家现代化不能落下乡村
发布时间: 2017-11-14 11:46:34       


    十九大报告对2020年后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作出了“两步走”的战略安排,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,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与此前关于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相比,十九大报告把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,把本世纪中叶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拓展和提高。在这种背景下,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就是为了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。


    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
    2000年实现总体小康目标时, 城乡差距非常明显,农村小康实现程度较低。为解决好这个问题,在新世纪以来的历次全国党代会《报告》中,都立足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,对“三农” 工作作出部署。十六大《报告》以“全面繁荣农村经济,加快城镇化进程”统领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部署,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,建设现代农业,发展农村经济,增加农民收入,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。十七大报告以“统筹城乡发展,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”统领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部署,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,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, 建立以工促农、以城带乡长效机制,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。十八大报告以“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”统领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部署,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根本途径,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,增强农村发展活力,逐步缩小城乡差距,促进城乡共同繁荣。这次十九大报告以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”统领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部署,展现出从城乡统筹、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的清晰脉络。这既保持了思路、目标的连续性,又根据新时代的要求, 在思路上进一步拓宽,在目标上进一步提高。思路上的拓宽,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要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”,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、城乡融合发展,意味着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要借助城市的力量,解决好城市的问题也要借助乡村的力量,城市与乡村应水乳交融、双向互动、互为依存。目标上的提高,主要体现在明确提出要“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”,在以前多次单纯强调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础上, 这次新提出了农村现代化的目标。
    以乡村振兴战略统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,主要基于以下考虑:
    第一,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需要。新中国成立以来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城乡面貌都有很大改变,但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仍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。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仍高达2.72,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倍差也高达2.27。城乡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手机普及率的差距明显缩小,但家用汽车、空调、计算机普及率的差距仍然很大。城乡差距大、农村发展滞后,是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。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, 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,基础设施滞后,公共服务水平不高,是我国发展不充分的突出表现。放眼全世界,像目前我国这种城乡差距也是不多的。这种局面不改变,将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。
    第二,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需要。从城镇居民来看,对农产品量的需求已得到较好满足,但对农产品质的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;不仅要求农村提供充足、安全的物质产品,而且要求农村提供清洁的空气、洁净的水源、恬静的田园风光等生态产品, 以及农耕文化、乡愁寄托等精神产品。从农村居民来看,不仅要求农业得到发展,而且要求农村经济全面繁荣;不仅要求在农村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,而且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、便捷的公共服务、可靠的社会保障、丰富的文化活动,过上现代化的、有尊严的生活;不仅要求物质生活上的富足,而且要求生活在好山、好水、好风光之中。无论是从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角度,都要求全面振兴乡村。
    第三,这是具备条件启动实施的国家战略。从农村内部来看, 十六大以来,城乡统筹取得积极进展,在新农村建设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,农村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,免费义务教育、新农合、新农保、低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变化。近年来,一些地方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摸索出了好的做法。截至2016 年底,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60%左右,处理污水的行政村比例达到22%。这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从国家能力看,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已有很大提高,2016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比已下降到42.65%、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已下降到27.7%、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已下降到8.6%,有条件以城市这个“多数”带到乡村这个“少数”、以工业这个“多数”支援农业这个“少数”。这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造了良好条件。
    第四,这是对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借鉴。美国、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,都曾实行单一的农业政策,通过价格干预等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。面对环境问题恶化、年轻人口大量流失、乡村不断衰落,他们都转向实行综合性的乡村发展政策,把农业生产、乡村环境、农民福利等问题一揽子解决。日本、韩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也都先后实施乡村振兴计划。而拉美一些国家没有能力或没有政治意愿实施乡村振兴,大量没有就业的人口涌向大城市,导致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,这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,能否像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在2024年左右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,进而顺利地向现代化目标迈进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“三农” 问题解决得如何。从正反两方面情况看,我国现代化进程已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。


    立足现代化目标,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“五句话、二十字”总要求的深刻内涵
    十九大报告用“五句话、二十字”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,即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。十六届五中全会《建议》曾提出过“五句话、二十字”的新农村建设总要求,即“生产发展、生活宽裕、乡风文明、村容整洁、管理民主”。那时,我国刚刚实现总体小康、迈入全面建设小康新征程,城乡差距很大,农村基础薄弱,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既要鼓舞人心、又不能让人感到高不可攀。现在,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,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,需要对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作出新概括。
    两相比较,这次提出的“五句话、二十字”总要求,除“乡风文明”外,其他要求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字面的调整上,更体现在内涵的深化上。
    从“生产发展”到“产业兴旺”,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地繁荣发展。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,第一位的任务都是发展生产力、夯实经济基础。但在不同形势下,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不同的。2005年前后,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,发展农业生产、提高农产品供给水平是主要任务。经过这些年的努力,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,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,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。面向未来,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,而且要把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主攻方向。与此同时,还要拓展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视野,全面振兴农村二三产业, 防止农村产业空心化。当年,乡镇企业“异军突起”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的第二战场,虽然分散布局造成环境污染、土地资源低效利用,但提供了大量就业,使一些乡村完成了资本积累。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制、集中布局的推进,以及90年代后期土地管理制度的调整,除了硕果仅存的部分“明星村”,全国大多数乡村的二三产业发展都陷入低谷。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,农村局限于发展农业、农业局限于发展种养,在我国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,农民不可能得到充分就业, 乡村不可能得到繁荣发展。现代化的农村,不仅要有发达的农业,而且要有发达的产业体系。为此,要瞄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新变化,以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、农村电商、现代食品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为引领,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,推动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,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,使农村产业体系全面振兴。
    从“生活宽裕”到“生活富裕”,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、促进农民消费升级、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。2005年前后,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刚刚从温饱转向小康, 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6% 左右,处于联合国划分的40%-50% 的小康标准范围内,总体上刚刚温饱有余。按每人每年2300元(2010 年不变价格)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,2005年全国农村还有贫困人口28662万人,占农村人口的比重高达30.2%。当时,农业税刚刚取消,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刚刚迈过刘易斯第一拐点、就业很不充分,新农合制度刚刚建立、筹资水平和保障程度很低,低保和新农保制度尚未建立,农村义务教育尚未全面免费。基于当时这种现实,把“生活宽裕”作为未来新农村的一种愿景, 是恰当的。随着这些年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,农村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低保制度的完善,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很大改善。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32.2%,即将跨越联合国划分的30%-40%的相对富裕标准, 进入20%-30%的富足标准。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剩下4335万人,仅占农村人口的4.5%。这表明,即便按国际标准,把“生活富裕”作为未来乡村振兴的一种愿景,也是切实可行的。实现“生活富裕”,必须注重提高农民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,把农民作为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的扶持重点,加强职业技能培训,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,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;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,努力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,使绝大多数农村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、更多接受高等教育;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,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,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。
    从“村容整洁”到“生态宜居”,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,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。2005年前后,我国农业仍处于增产导向的发展阶段,没有精力关注农业资源环境问题。农村还不富裕,没有定力和底气抵制城市污染下乡。农村建设缺乏规划,人居环境脏乱差,大多数农村处于“垃圾靠风刮、污水靠蒸发”的状况。基于这种现实,同时为了避免大拆大建,当时仅仅提出了“村容整洁”的要求。目前,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得到充分暴露,有必要也有能力促进农业绿色发展。农民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,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。发展休闲旅游养老等新产业,吸引城市消费者,也要求有整洁的村容村貌、优美的生态环境、怡人的居住条件。适应这些新的变化,未来有必要把“生态宜居”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遵循。为此,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,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,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;加大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力度,开展农村绿化行动,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,扩大退耕还林还草;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,继续搞好农村房前屋后的绿化美化、垃圾和污水处理、村内道路硬化。
    从“管理民主”到“治理有效”,要求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。2005年前后,农村税费改革正在推进,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刚刚开始,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还需要农民负担部分费用;乡村债务较为严重,如何化解需要审慎决策;农业补贴制度刚刚建立,补贴资金如何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需要周密部署;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完善。解决好这些问题,缓解农村社会矛盾,当时把着力点放在“管理民主”上,强调在农村社区事务管理中村干部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, 规范的是干群关系。随着农村人口结构、社区公共事务的深刻调整, 以及利益主体、组织资源的日趋多元,仅仅依靠村民自治原则规范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不够的。人口流动的增多、外来资本的进入、产权关系的复杂化,需要靠法治来规范和调节各类关系。自治和法治都是有成本的,如果能够以德化人、形成共识,促进全社会遵守共同行为准则,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运行的摩擦成本。为此, 需要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,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,根据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,健全乡村治理机制。
    尽管“乡风文明”保留了字面的一致,但内涵也在发生变化。在未来现代化进程中,要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,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,让乡村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。要注重人的现代化,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、道德水准、文明素养,普及科学知识, 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。特别是在婚丧嫁娶中,要摒弃传统陋习,减轻农村人情消费负担。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,构建养老、孝老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。


  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
    从现在到2020年,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,要突出抓重点、补短板、强弱项,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精准脱贫、污染防治的攻坚战,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、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   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要注意三点。一是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。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, 继续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,坚持大扶贫格局。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,无论贫困地区还是发达地区, 无论是扶贫专业部门还是各机关单位,都有责任和义务。二是根据脱贫进展,实行分类指导。经过几年的扶持,部分建档贫困户、贫困村甚至贫困县将陆续脱贫出列,对他们应“扶上马送一程”,继续实行现行扶持政策,把脱贫的基础搞扎实。对剩下的贫困户、贫困村、贫困县,应集中力量打攻坚战,尤其是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,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,贫困县全部摘帽,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。三是提高脱贫质量。在中央高位推动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,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大量资源, 可以实现收入、生活水平维度的脱贫目标。但人的观念改变、能力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。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,才是高质量的脱贫。要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,培养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。
       

 

 

(来源:《中国发展观察》2017年第21期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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